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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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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直把音乐放在从属的地位，而礼教等级制度压抑了大乐队合奏的发展空间，使单声部音乐成为绝对主流。

客观上，中国民族乐器不适合参与合奏，更适合独奏。

音乐理论上，没有对和声学进行深入研究，十二平均律被忽视，直接导致中国古代音乐家写不出大型器乐合奏这种形式的乐曲。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音乐家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管仲在其著作《管子》中就记载了“三分损益法”，在一个八度内获得12个半音，这种律制现代称为“五度相生律”。湖北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编钟，12半音齐备，横跨5个八度，而且每个钟上都标出了律名、音高等，正是五度相生律的实践。而欧洲直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科学家毕达哥拉斯才提出了“五度相生律”，这比中国晚了100多年。

但五度相生律的缺点是没办法自早指由转调。1584年明朝皇孙朱载堉，发明了用算盘计算开方，提出“新法密率”，用2的12次方根的比率，将一个八度分为12等分，制造了十二平均律的律管，于是解决了自由转调的问题。直到1636年，法国数学家马林·梅森发表了相似的理论，这又比中国晚了52年。

中国在秦汉时期，五度相生律制理论就非常完备，到了明朝十二平均律也是中国人率先发明的。这些关键的音乐理论的诞生都比国外早。

基于“三分损益法”得出的调式也异常丰富。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五个调式，七声音阶的清乐、雅乐、燕约又各有五个调式；隋唐燕乐二十八宫调，南宋词曲音乐七宫十二调，明清南曲五宫八调。而且对不同调式的应用论述文献也不少。

中国古代的乐器也是非常丰富的，在《周礼·春宫》中记载的乐器，就已经按照“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来区分了，到了唐代，从西域传来的笛子（羌笛）、琵琶、胡琴（二胡的前身）更加丰富了中国古代的乐器。

可见在中国古代，乐器制造业很发达、律学研究、调式研究也很完善。

然并卵。

乐器类型丰富，律学理论完善，并不意味着能写出优秀的音乐合奏作品。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音乐是从单声部音乐——多声部复调音乐——以和声为基础的主调音乐这样的过程发展过来的。只有出现二声部、多声部复调音乐，才会促进和声学的建立和发展，和声学是推动用交响乐形式演奏的主调音乐逐步完善的。没有多声部音乐需求的地方，根本发展不出交响乐这种形式的，最多也就是非常多人、非常多乐器的齐奏而已，没有交响乐的技术含量这么高。

中国的单声部音乐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多声部音乐的需求呢？

在中国古代，音乐一直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多声部音乐没有市场。

音乐从周朝开始，就是为了给歌唱、舞蹈伴奏。宫廷音乐是有大乐队演奏的，但无论是仪式性还是娱乐性的演奏，核心都是歌舞、或者是仪式动作，音乐只是伴奏。夏商周的《大夏》、《大濩》、《大武》很明确是宫廷乐舞，有舞蹈、有歌唱，乐队只是伴奏。到了唐朝的《破阵乐》、《太平乐》、《霓裳羽衣曲》也是歌舞为主，音乐为辅。乐队编制再大，也是伴奏，这种状况到了清朝也没有什么变化。

在民间，乐器也是一直是用于舞蹈、歌曲伴奏的。《诗经》记录的就是有乐器伴奏歌曲的歌词，到了唐朝和西域的广泛交流，伴随西域的歌舞的大量引进，大量以”胡“字打头的乐器也流传进中国，隋唐时期的壁画、文字记载，无不是乐队配合着歌舞的表演。

唐朝出现的曲牌，到了宋朝已经发展为宋词，此时音乐已经猛衫完全沦为歌唱的附属了。每种曲牌其实都有配乐的，但一般都不会单独拿出来演奏，是要填上词来演唱的。到了元明，南戏、杂剧兴盛，又把音乐、舞蹈陆知配吸收到戏曲中，使得音乐、舞蹈成为了戏曲的附属。所以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史，开始还有些器乐曲演奏曲目的，到了唐朝基本不谈乐曲了，而是说乐舞了。再发展到明朝，连舞蹈都不单独出现了，全部融入到戏曲中了。

单声部音乐作为歌曲、舞蹈的伴奏，最好的形式就是单乐器独奏，或者是多乐器的齐奏，如果出现两个乐器同时演奏不同的旋律为歌曲或舞蹈伴奏，这是会让人感到迷惑的。即便是现在，也很少用多声部复调音乐为歌曲或舞蹈伴奏的。既然对多声部复调音乐没有需求，自然也不太可能出现和声学理论。

古琴在中国音乐史上，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借助古琴音乐的演奏和欣赏，可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所以一直对古琴音乐推崇备至。古琴有完善的记谱法，曲谱文献也非常丰富，由于古代精英阶层的推崇，所以并没有被舞蹈、戏曲吸收融合。当然，一方面古琴的结构使得音量并不大，不适合大场面的演奏，只有七根弦也很难出现多声部旋律的演奏指法；另一方面，古琴演奏讲究的是天人合一自娱自乐，与娱人为目的的歌舞、戏曲根本无法融合。所以古琴演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器乐演奏中非常例外的一种形式。

中国古代难道没有专门的器乐演奏演出？有，但不是主流。比如”滥竽充数“中齐宣王听的300人齐奏，或者唐朝发达的乐坊里有的笛子独奏、琵琶独奏的乐曲，但都不是主流，所以能流传至今的笛子独奏曲、琵琶独奏曲都屈指可数，大家更愿意看到热闹的歌舞、戏曲表演，而不仅仅是看几个人的乐器演奏。

所以，音乐在中国古代处于尴尬的从属地位，使得单声部旋律音乐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始终无法出现多声部音乐的萌芽。

古代礼制只允许帝王有资格使用大型的乐队。

严格的等级制度，使得只有皇帝才能拥有人数众多的乐队。在《周礼·春官·大司乐》里明确规定”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 意思就是：王的乐器悬挂四面，诸侯悬挂三面，卿大夫悬挂两面，士悬挂一面。可见从周朝开始，不同等级的人能拥有的乐队人数是有规定和限制的。用于宫廷礼仪的雅乐，遵循着礼制的规定，而且能欣赏到雅乐的人，只有王公贵族，他们里面懂音乐的很少。而宫廷音乐家也因为礼制规定而很少改动乐曲，遵循章典演奏就行，是否动听并不重要。一切以尊崇礼制为主，不要求创新，所以也谈不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