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辉格解释，辉格式历史

历史
2023-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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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史观
什么叫辉格主义
历史的规格解释
党史是辉格史观吗
辉格主义史观

辉格史观

辉格史即“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指的是19世纪初期，誉物纳属于辉庆没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蚂行。

什么叫辉格主义

不是。

辉格史观既是一种简单袭正禅化的进步史观，亦是一种保守史观。

中国共产党清昌的党史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拍尘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观。

历史的规格解释

历史的辉格解释主要发生在科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内，所以辉格式的历史主要是指辉格式科学史。从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发展来看，如果不考虑最初期那些萌芽性的科学史著作，大致可以说从18世纪开始出现了早期的科学史（严格地讲只是学科史）著作。与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相伴，这个时期的科学史著作反映了对科学与进步的强烈信念，把科学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当然，此时从事科学史工作悔段的多为科学家，科学史这门学科尚不成熟。到20世纪初时，科学史研究出现了从学科史到综合性科学史（通史）的转变，有了少数职业科学史家，科学史学科自身的价值标准也开始确立。然而，当时科学史界对科学史所持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巴特菲尔德所批评的辉格式的的观点。例如，科学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萨顿，就曾在他的几部著作中，以定义、定理和推论的形式反复地强调他的科学观和科学史观：

定义：科学是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如此的那些东西。

定理：这些实证的知识的获得和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

推论：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任何其它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

正因为如此，萨顿在他的科学史研究中，很自然地把炼金术、占星术和自然巫术当作伪科学而不予考虑，他还把盖伦的生理学理论斥为空想和荒唐，并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它们。这些作法当然是与萨顿本人所坚持的实证主义观点相一致的。实际上，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初期，实证主义的科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相应地，在科学史研究中，辉格式的倾向也相当极端，相当普遍。

大约从50年代起，情况逐渐有了改变。在专业科学史学家当中，极端的辉格式研究倾向开始消失。对此，英国科学史家怀耳德（C.B.Wilde）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历史学家已经表明一种研究法的优越性，即从各个方面努力重组以前的思想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以事后认识到的好处作为标准去评判过去；第二，科学的实证主义哲学的衰落，致使那种认为科学知识的现状在任何绝对的、认识论的意义上，都比早期的知识形式更优越的信仰难以维持下去了；第三，历史学家已经表明，已比被取代的、在现代科学家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许多观念，在早期的科学发展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式历史研究法的批评，无疑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外来的影响。大约也是在萨顿的时代，科学史中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出现，是科学史界接受反辉格观点的内在基础。正如怀耳德在第一条理由中表明的，象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科碧裤誉瓦雷有关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就是根据过去时代本身具有的术语去解释过去的典范。这种研究传统尤其在美国科学史界影响巨大，而它恰恰正是反辉格式的。后来，象医学史家佩格耳（Q.Pagel）1967年在他研究哈维的生物学思想的著作中，则更清楚地指出：

……对于历史学家，就是要颠倒进行科学选择的方法，并要在原来的与境（context）中重新叙述其英雄人物的思想。这样，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这两套思想的表现，将不是通过简单的并列或彼此无关的表述，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它们相互支持，相互确证。

此外，60年代初以后，象科学史家耶茨（D.F.Yates）对科学革命和炼金术关系的研究，以及众多学者对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等，也都是科学史界反辉格式研究传统的典型表现。

更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1968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表明了西方科学史界对这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普遍接受：

内部编史学的新准则是什么呢？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

在西方，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纯灶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更多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巩固。正象有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新一代专业工作者在称呼他们认为过了时的科学史著作时，喜欢用的最粗鲁的词汇之一，就是说那些著作是“辉格式的”。

党史是辉格史观吗

中国共产党党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

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党章的不断完善过程、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中国共产党党史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理论、政策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并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规律和党自身的发展规律。

作为一般编史学意义上的辉格主义，因H·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1931)一书中对其的细致分析和批判而广为人知。在他看来：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1]

因此，大致来说，辉格史观由两个前提及其理所当然的推论所构成。前提1：人类历史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前提2：进步乃是历史中先进势力战胜反动势力的结果，而先进和反动的区分显然应当依据今天的标准。推论：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不由它们在过去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的地位来确定，而是在它们与今天的联系中获得；也就是说，按照今日之标准选择和裁剪过去的事件，将它们置于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是理解历史合理而且便捷的方式。

无论从历史哲学还是方法论的角度看，辉格主义都存在明显的缺陷。[2]因此，借用丹麦科学史家克拉夫的话来说，对历史进行辉格的解释“很少是一种有意识的史学策略”。[3]不过，尽管从理论上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和反思，甚至作为一个编史学的范畴，辉格主义具有某种贬义，但其“在实践中却广为流传而且难以避免”。[3]96这一点在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历史考察中得到了尤为明显的体现。

科学与基督教关系历来都是相关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话题。然而，在诸多相互竞争的观哗塌裤点中，都不难发现极端辉格主义的影子。本文旨在解析这种状况，及其对人们理解历史产生的消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将尝试提出积极的研究进路。

一

将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史看成是“冲突史”或“战争史”，很多时候看起来是直观而且自然的。因为，科学知识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存在的不一致，甚至严重的对立，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譬如，关于生命乱简的起源，《圣经》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出的说明就完全不同。所以，当科学遇到宗教时，理智上的冲突便难以避免。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一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遵循的正是这种思路，他关于神学家们对科学从疑虑、恐惧、反抗到最终不得不屈服的描绘，堪称冲突模式的经典（当然也是辉格史观的经典）。这部长达20章的大部头分门别类，从进化论、地理学、天文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化学、物理学、医学、气象学等诸门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详尽地描述；戏剧性的呈现了历史进程中“进步”和“反动”两种势力的较量。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史就是正确的知识与错误的宗教教条相对抗并战而胜之的历史。[4]

尽管一个当代的研究者用“臭名昭著 (notorious)”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怀特这部作品的不满，[5]但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相互冲突的观念无疑激起了许多共鸣。罗素在《宗教与科学》(1935)中就同样断言：“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直到最近几年为止，科学在这个冲突中总是获得胜利的。”[6]而且，按照罗素的观点，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必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理智的层面，而会在社会生活中扩展。因为理智上的冲突将激发人们对教义的怀疑，从而“削弱教士们的权力”、“削减教士们的收入”并且动摇“根据教义推断出来”的道德基础。于是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宗教定然会利用各种手段压制、封锁科学知识的传播。[6]2

这样一来，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剧性事件马上就获得了很好的解释。诸如1553年米凯尔·塞尔维特被烧死在日内瓦；1600年乔尔丹诺·布鲁诺殉难于罗马的鲜花广场；1633年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达尔文仍然因为《物种起源》而遭受恶毒地攻击……人们几乎衫冲会不假思索地诘问：对于它们，除了把科学和基督教视为相互的敌人，还能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即使在今天，因为这些事件的存在，把科学和宗教作为对立的两极，在许多人看来仍然是非常正当和合理的。

不过，用“冲突”或“战争”这样的关键词来解释伽利略、布鲁诺、达尔文的遭遇，也许有着令人愉快的简洁，但当把它用于那些保持着虔诚信仰的科学家时，这种令人愉快的简洁却是值得怀疑的。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像伟大的牛顿、波义耳、法拉第，包括伽利略等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也是辉格式的冲突史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究竟应该把他们归入进步的一方呢，还是阻碍进步的一方呢？无论怎样，都不免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时，一个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对宗教和神学进行区分：冲突发生在神学教条和科学之间而非发生在宗教信仰与科学之间。而众所周知的是，宗教上的虔诚不需要神学教条作为前提。这样前面的两难困境似乎就得到了消解。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也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历史早就为它准备好了一个更大更深的陷阱。

在所谓的“地质英雄时代”，对地球历史的研究几乎是在自然神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一大批神职地质学家在不断刷新地质知识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尊奉着《圣经》的权威。对他们来说，神学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圣经》，科学来自上帝的神圣创造——自然，他们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去发现两者的和谐一致。因此，历史的辉格解释者按照今天的眼光，认为神学与科学今天存在的分界线，在历史中同样也存在，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类似于地质学的情况也并非孤立的案例。早期的博物学、甚至是牛顿的自然哲学都蕴含着浓厚的神学意蕴。这也是辉格式的冲突史将碰到的第二个两难困境：这些科学知识和神学教义的混合体究竟应该属于神学还是属于科学？如果承认它们是科学，那么与冲突的前提显然不能相容。如果不承认它们是科学，那么科学便成为一种凭空而来的东西，没有历史，没有过程，而只有最终的结果。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历史足够细心，即便像上述提到的那些悲剧性的事件，冲突式的解释也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美好。对于这些悲剧，也许我们唯一可以下的断言是它们都与宗教上的不宽容有关，而无论用它们来论证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还是用科学与基督教的必然冲突来解释它们，都可能误解了历史。塞尔维特和布鲁诺能否称为科学家是非常可疑的，不过就算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看作科学的先驱，他们的故事与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主题也没有太多的关联，因为神学上的异端见解才是最终导致他们遇难的根源。伽利略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他的确是因为科学的新主张而遭受审讯，但是仅仅从理智上的冲突来考虑这个案例，而不联系彼时彼地具体的文化政治氛围，很难说我们真正把握了历史。例如，如果不考虑到“三十年战争”对欧洲政治版图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对罗马教廷造成的冲击，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直公开宣讲哥白尼体系的伽利略会在1633年才被定罪；也无法理解对伽利略的才华一向钦慕有加的教皇乌尔班八世会对这个“老朋友”忽然翻脸无情。而且，如果我们片面强调理智冲突在当时的激烈程度，我们更无法理解被判重罪的伽利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保释，并且在家中安详地度过最后10年。对达尔文，当时的人们出于宗教的动机而发动对《物种起源》的攻击，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考虑到人们对地质学与《圣经》的关系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考虑到由许多宗教自由派鼓吹的“高级评断”——也即是对《圣经》作更加富有弹性的理解——已经具有广泛地影响，来自宗教阵营的人士发出温和而开明的声音，甚至是由衷的赞美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这种并不充分的说明，目的在于揭示冲突式辉格解释的另外一个缺陷：宗教和科学并不在真空中发生关系，基督教和科学都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社会有机体和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微妙的、多元的；单纯把它们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隔离出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粗糙、教条的方式，对历史的理解必然显得过于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