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朱大同是不是烈士？ 朱大同到底什么身份 叛徒、汉奸、还是烈士？朱大同临刑前大笑赴死，美记者照片引争议 毛森的人物生平 朱大同：残害自己人，也痛杀日本人，为何在面临行刑时放声大笑？
父毛锡湖生有3子，毛森即为第三子。因家境贫寒，毛鸿猷本务农，后家道渐兴，15岁时才读小学，成绩甚好。他从一名小学教员，攀附戴笠、毛人凤，成为军统巨枭；抗战期间，他曾冒险潜伏在敌占区，两次被捕，又两次从日本人眼皮底下逃脱；解放前夕身为上海警察局长的他，面貌儒雅，内心却凶狠，如麻，绰号“毛骨森森”；败退到台湾后，他得罪了蒋经国，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并遭通缉，只得再次出逃。
军统巨枭“一前运戴三毛”
在偏处浙江西南一隅的江山县，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众多国民党特工人员，并且多属军统，其中“一戴三毛”尤为著名，人称军统巨枭。“一戴”即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三毛”中的毛森，当年被视为“魔王”，威名远播。然而其人其事，又久久蒙在一层神秘面纱之后，鲜为人知。
毛森原名毛鸿猷，1908年出生于江山县界牌和仁村。他小学尚未毕业，便借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考入衢州第八师范。
1930年从师范毕业后，毛森当了一年小学教员，便不安于这“猢狲王”的职业，于1931年考进浙江警官学校正科第二期。
恰在此时，戴笠任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部属有妻舅毛宗亮和毛人凤、毛万里兄弟。毛人凤听说31届新生中，有个学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真毛善森是毛人凤的本家兄弟，毛人凤感到奇怪，为何“毛善森”不来找自己，就亲自去看他。一看之下，原来这个“毛善森”是个冒牌货。毛森族悔液说明了原由，毛人凤倒也不去追究，只是叫他以后把名字改掉，还有意将他引为亲信。后来毛森从警校毕业，被送进特训班，随后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从此追随戴笠，成为军统一员。在填表时，他去掉中间的“善”字，改为毛森，从此一生延用。
毛森入闽初显身手
毛森首次完成戴笠交下的任务，就显示出他不同于众的“才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蒋光鼐率第19路军开赴福建。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组成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在急调10万大军围剿的同时，又担心原驻闽部队异动。于是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他以军事杂志记者身份来到浦城，浦城驻军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经一番笼络之后，毛森与张殿基结成好友。与浦城相邻的建瓯、龙溪、邵武三地驻军，都与张殿基有关，当地驻军也就始终未卷入“闽变”。后“闽变”失败，戴笠由此器重毛森，任命他为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毛森长袖善舞，各方颇多好评。有关毛森的“美誉”不断传到福建省主席陈仪耳中。陈仪是浙江绍兴人，视毛森为大同乡，从此也对其青睐有加。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正在福建的毛森突接戴笠急电，命他速去江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特工部队-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并委任他为二大队队长。
城府很深的毛森专程向陈仪辞行，一贯重义气的陈仪慷慨地赠给他一批军用物资。毛森初建别动大队时，就靠这批军用物资起家。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接任伊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对这个恩人，毛森并未偏袒，他和汤恩伯一样，大义灭亲，揭发检举陈仪叛变。毛森探知陈仪有向中共靠拢并准备策反汤恩伯部的机密后，立即向上峰告密，并监视陈仪的举动。随即，陈仪被汤恩伯检举，1950年被国民政府处决于台北。
抗战期间的毛森
作为一名特工，毛森可说是相当出色的。抗战期间，他两次被日军逮捕，竟能顺利出逃，足可为例。
1938年9月，毛森奉派潜伏在杭州，任情报站站长。毛森要求戴笠派一个机智、干练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并提出具体人选-胡德珍。她是浙江特训班的学员，毛森发现她既稳重又聪明。当时他已和发妻离婚，有意重组家庭，胡正是合适的对象。
胡德珍之兄胡朴人是个新闻记者，在他帮助下，毛森开设火腿行、米店，俨然是一副商人模样。接着，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偿。按军统家法，抗战时期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毛森提出的理由是组成家庭更有利于潜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还批特支费500元作为贺礼。
正当毛森新婚兆物燕尔之时，1939年1月18日，日本宪兵将毛森寓所(大井巷2号)团团围住。毛森措手不及，被捕入狱。幸而胡德珍未受牵连。狱中的毛森挺住种种酷刑，坚不招供，说自己只是个商人。胡德珍在外面策划营救。10余家商店联名要求保释“毛老板”；毛的部属沈风与驻杭伪军第一军军长徐朴诚的四夫人有关系，通过她打通了关节；这时重庆方面也派人来进行营救。三管齐下，日寇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1942年，毛森在上海再入日寇罗网。当时，他奉戴笠之命，悄悄进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进行破坏活动。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瘫痪、汉奸遭狙杀……
这时，毛森属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在行动中失手，陈纪廉被捕，供出两个交通的名字，这两个人也随即被捕，其中内交通周觐光受不住日军酷刑，供出毛森。毛森第二次被捕。
毛森被捕后，一时群龙无首，行动总队停止了破坏活动。日宪兵司令木下荣市少将察觉到毛森作用举足轻重，下令加强对毛森的看守。敌人将他囚禁在狄思威路宪佐部队，由数十名宪佐日夜分班轮值。宪佐中有中国人，毛森遂用黄金加以收买，居然有人愿为毛森所用。
于是，处在严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执行与指挥戴笠交下的“除奸令”。
当时的军统东南局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为利所诱，投降了汪伪特务机关“76号”。戴笠大为愤怒，下令毛森除掉此人。“除奸令”到时，毛森已经入狱。胡德珍将命令秘密传递到狱中。毛森想出一个除奸方案交胡德珍执行。胡德珍收买了原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让他暗杀余。此计果然成功。
余一死，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首领李士群察觉是毛森主谋，便向日本人告状。日寇加强了对毛森的看守，准备必要时把他处死。
1944年元旦，乘日本人不在场，毛森在中国宪佐邢俊才眼皮底下逃出魔窟(邢俊才早已被毛森收买)，在外面的接应下，他迅速离开上海到了浙西淳安。
戴笠此时也在淳安。按军统惯例，被捕人员必须经过特别审查才能重新任用。戴笠打破惯例，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由上校晋升少将。
软禁中的毛森
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侦破“荣案”名利双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森重返上海，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大发接收财。
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等待着毛森。
1946年4月258日晨，民族资本家、“棉纱、面粉大王”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
消息见报后，中外纷传，舆论大哗。蒋介石也大为震怒，汤恩伯推荐当时在无锡第一绥靖区司令部任职的毛森负责破案。
毛森赶到上海，部署破案事宜。其时，荣德生已被家人以50万元美金赎出，但毛森并不就此罢手，下决心要捉拿主犯。
一天，原上海行动总队的旧部黄福林来报，他发现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近日骤然暴富，口袋中常有美金。黄福林还说，浙江嵊县人刘瑞标有绑架案前科，他本在临安(杭州附近)做木匠，最近常来上海与王晋唐碰头，还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嫖妓。
在黄福林探得刘瑞标在临安的确切地址后，毛森亲自带领几名得力人员来到杭州。他们以有一批木工活为由，把刘瑞标从临安诓骗到杭州。重刑之下，刘瑞标如实招供了一切。毛森再经精心策划，捕获了匪首骆文庆、王绍寅、袁仲书、吴小开、吴志刚，连同先前捕获的刘瑞标、王晋唐，一共7人。
为此，蒋介石奖励毛森5万元美金，汤恩伯因推荐毛森有功，奖福特汽车一辆。荣德生也亲到毛宅道谢，馈谢金表一只、金笔一对，毛森名利双收。
解放前夕疯狂
见过毛森的人，第一印象是：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透过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却是个凶狠的个性。两者形成巨大反差。
戴笠的私人秘书王绍谦曾多次接触毛森，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毛森自己烟酒不沾，也不许别人在他办公室里吸烟。一次，某个部下违反了他的禁令，他命卫兵搜查这人口袋，还有6根烟未抽完。他命令这人将烟用开水泡了，吞下肚去。“你喜欢吃烟，就这样吃下去!”毛森的特点由此可见。有人背后改称他为“毛骨森森”。
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前夕，毛森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大开杀戒，突击处决地下党。
1949年2月7日，“民革”成员策划京(南京)沪两地暴动，因事机不密，孟士衡、吴士文、萧俭魁、马骏名等9人被捕，4月4日押送上海，落入毛森之手。5月9日，孟、吴、萧3人被处决于宋教仁公园(即闸北公园)。
三天后(5月12日)，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炮声隆隆，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加快了处决的进程。他下令从死囚牢提出13人，其中有第三战区少将参谋长陈尔晋和他的妻子张曼霞(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张已怀6个月的胎儿，毛森将他们一起处决。被毛森处决的还有上海市委地下电台台长张困斋(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之弟)；解放军京沪特派员贾云超、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以及民主人士陈惕庐、张达生、朱大同等。牢里的500多人，大部分由毛森下令用不同方法处死。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黄浦江，也有的被活埋在牢房里(如黄炎培之子)。上海占领时，死牢里的500多人，幸存者只剩下28人。
得罪小蒋逃出台湾
1949年5月24日晚，解放军向上海发起总攻，毛森在吴淞口登上最后一艘军舰退往厦门。蒋介石任命他为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
不久厦门又告陷落。毛森全家撤到台湾。1949年7月，蒋介石听从蒋经国意见，在高雄主持秘密会议，对特工进行大调整，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取消原来的军统与中统。唐纵为召集人，周至柔任主委，委员有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张镇、叶秀峰、毛森、陶一珊、彭孟缉等。原军统人员占了“委员会”中的三席。毛人凤当日还沾沾自喜，毛森却不以为然。果然仅过半年，“委员会”即为“总统府资料室”取代，蒋经国任主任，轻松夺取了特工领导权。
蒋经国的第二步棋，就是要毛人凤交出潜藏在大陆的军统人员名单。毛人凤又气又急，不久就患肺癌而死。蒋经国再逼毛森，要他交出东南沿海地区“游击队”的关系，所谓“游击队”纯属子虚乌有之事，毛森无法向小蒋交代，向老蒋求情又无效，只好逃出台湾。他与妻子胡德珍先到香港，台湾方面发出了通缉令。1958年，毛森只得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岛隐蔽下来，一住10年，直到1968年才移居美国。
1985年6月，毛森曾致函大陆江山人周邦恭，谈到此事。他说，毛人凤“受蒋经国打击，我从旁支持他，所以蒋对我也结下梁子”(即结仇之意)；又说：“退台之后，因不满蒋经国所为，即离开出国。”这是毛森自己说的“真相”。
晚年的毛森颇有故园之思，1992年5月，他与妻子胡德珍、长子毛建光从旧金山飞抵上海，走访亲友并回到浙江江山，遂了思乡之愿。回美后，他于同年10月在旧金山去世。
后记
江山籍华人毛森先生及其子女毛河光先生等从1993年至2006年连续13年设立毛氏助学金，发放助学金13万元人民币。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将5月28日正式定为上海解放日，就在上海解放前16天，5月11日，政府以”叛国罪”等多项罪名，在上海闸北宋公园的正中央，对朱大同施以枪行。
拍摄照片的名叫哈里森·福尔曼，在照片里，朱大同被紧紧捆绑着，背后还有处决牌，然而他并不像往常我们看到的“犯人”那样萎靡不振神情沮丧，甚至都不显狼狈，而是坦然大笑，似乎下一刻要接受枪行的人并不是他自己。
当时在一旁的围观群众因为听信了国民党的证据，都认为朱大同是一个“汉奸”“叛徒”“卖国贼”，甚至还残忍的杀害了许多爱国人士，人们都认为朱大同是罪有应得，朱大同没有对这些证词做出任何辩解，而是不卑不亢的望着前方，突然仰首大笑，于是福尔曼就拍下了这一特殊画面。
1950年，朱大同被正式追封为烈士，然而为何之前声名狼藉的朱大同会在最后被追封成为烈士哗皮枝？这其中的缘由又是因为什么呢？
小学任教入党，却成中统特务
1907年，朱大同在安徽萧县一个名叫朱家村的小村庄里出生，这里的村民几乎都姓朱，所说不是太富裕，却也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朱大同自幼读书学习，却没有多大的学历，中学没有毕业，就在一所小学里面担任一名教员，同时也兼顾了训育主任这一职位。
1928年，朱大同在小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同一年转到另外一所小学任教，并且还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用来进行地下工作，在1931年，仅仅三年时间，朱大同便成功升职，被当时的中央政府任命成为徐州的特委巡视员，并且除此之外，朱大同还兼任了当时所在萧县的县委书记，有一定职位就会带来一定影响力，1932年，朱大同在萧县组织了一场暴动，然后却由于缺乏足够的计划和时间，从而导致组织失败，只能暂避风头。
在当时看来，朱大同是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的，这样的人很难想象到为叛变，然而却在1934年的1月，朱大同一改往常性格，竟然选择了叛变，并且成为了中统特务。
1936年，朱大同接到中统任命，担任当时所在徐州的特务室视察员，在此期间，朱大同还逮捕了当时在枣庄市以开设药铺的名义进行抗日工作的郭子化，而郭子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当时中共苏鲁豫皖区域的特委书记。
1939年，这个时候的朱大同已经在国民党里混的风生水起，不仅成为了徐州特务室的主任，同时成为了行动队队长，不仅秘密发展特务组织，甚至还给其他人培训反共思想，散户谣言以至于徐州民不聊生，人心惶惶。
1940年5月，朱大同的人生如同开了挂一样，再一次得到晋升，成为了萧县的县长，还被中统任命朱大同成为国民党在萧县的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朱大同在叛变国民党之后，可谓是一路加官晋爵，这样难免会有人盯上朱大同。
“叛国”成为汉奸，多次阻挡抗日
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朱大同由于指挥不力，在六月下旬被日军逮捕，原以为朱大同虽然投靠了国民党，却也不至于投靠日军，这两种选择还是不一样的，前者是选择的立场不同，而后者则是直接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然而难以意料的是，朱大同在被捕之后表示愿意与日军为伍，共同反共，并且还登记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声明后，朱大同被释放。
朱大同在投降日军之后，曾多次阻挡抗日行动，肆意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士以及国民党人士，1949年4月5日，朱大同被国民党进行逮捕，并且在被捕后就立马押往上海，等待国民党的宣判。1949年5月11日，朱大同在闸北宋公园被枪杀。
1950年，上海以此举将朱大同定为烈士。在普遍历史记载中，朱大同在1934年叛变加入国民党，开始反共，并且在之后更是投靠日军，阻挡抗日进程，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叛国贼”，有着这样声名的朱大同，为何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追乱敏封为烈士呢？
原来在上海解放前不久，朱大同不仅积极策划了当地的武装起义，以此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甚至还曾公开发出声明，想要策反国军的将领，希望他们能够弃暗投明，选择正确的道路，却因此举被国民党逮捕，最后牺牲时仍旧背着“叛国贼”的罪名。
然而朱大同仅凭1949年的这场起义就能让所有人忘记之前所做的一切，这显然是有其他的原因在里面。
得到历史正名
历史的正名虽然会来的晚一点，但永远不会缺席，握凯原来表面叛变的朱大同其实一直都是一位地下工作者，他在参加国民党后，曾逮捕过当时的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但并没有对其进行严刑酷打，而是在不久将其有意无意的释放。
针对之前所说的朱大同为日军做事成为“叛国贼”一事，侯兴胜对此进行了另一方面的陈述，侯兴胜是朱大同的警卫员，跟随朱大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他的陈述里，他与朱大同是因为被人出卖走漏风声而一同被日军困在一个红薯窑里，当时一起被困在里面的，不仅有不少受伤的村民，还有几名学生，朱大同为了能够避免更大的伤亡，主动走出去投降，从而给其他人换来逃脱的机会，被抓的朱大同面对日军的各种严刑逼供、软硬兼施，他都没有选择低头，最后被关在牢里，还是侯兴胜带着其他人一起实施营救，最后才能成功逃脱。
在朱大同“叛国”这件事情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并且皆有不同的人为其作证，但两者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可信度高一些，也是追认烈士的一部分原因。
身份确认，追认为烈士
朱大同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多少还是存在点质疑的声音，但是在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一本英名册里记载的名单上，朱大同被明明确确写上了“中共地下工作者”这几个字。不仅如此，在1999年，距离朱大同去世后的第50年，有一本仅刊印了1000册的图书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朱大同的身份。在《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这篇图书中，当时身处不同位置的史永、许闻天、邓昊明等都为其提供了证明资料。
据书中记载，朱大同曾在1941年担任了当时苏北挺进第七纵队的司令，朱大同底下的士兵一共有2000余人，在短时间内总共与日军交战次数达到44次，在双方交战的过程中，第七纵队共击毙敌军574人，俘获敌军136人。
1949年，朱大同相当于顶着“汉奸”“叛国”的罪名死去，1950年，距离朱大同牺牲仅一年左右，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烈士，而后的1981年，距离朱大同牺牲32年之后，再度被民政部认定为烈士。1950年可能会有信息不准确导致有些人对朱大同的烈士身份有些质疑，但是1981年，朱大同再次被追认为烈士，就不存在信息不准确。
两次追认烈士对于牺牲的朱大同来一说，就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认可，他的付出在这个时候有了回报，然而朱大同却没能活着享受殊荣。
结语
朱大同牺牲后的16天后上海成功解放，五个月后新中国成立，朱大同最后的笑容里，包含着千言万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地下工作者的性质就决定着他们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都需要深入到敌人的内部，借此传递情报，每天都是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迎接他们的，只有严刑拷打和死亡，这是地下工作者的悲哀，同时也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然而往来至今，我国在那段时间里牺牲的烈士又何止朱大同一人，朱大同是他们的缩影，但不是全部，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新中国的一线生机，同时也换来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这盛世，也终究如他们所愿。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照片里的男人在面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没有挣扎哭喊，甚至仰天大笑，他是这样的从容不惧，这样的笑容让人看着心酸，是讽刺人生？是蔑视奸佞？是无惧生死？
他是谁？
他就是朱大同 。
朱大同于1907年出生在安徽萧县王寨镇李楼乡朱庄村，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但是父母却格外重视朱大同的教育问题，在家庭条件十分有限情况下仍把朱大同送进了学堂学习。父母希望他生于乱世中，不仅能有自保的能力，也能做一个对国家有利的人。
后来朱大同因为学费问题不得已在中学辍学，但他自身学习能力较强、各科成绩一直保持优秀，王寨镇小学破例任命朱大同为教员并兼训育主任。
当时的训育主任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导主任，我们现在的教导主任一般都是很有资历的老师担任，而只有十几岁的朱大同可以担任这个职位，可见他的能力不一般。
这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大变革，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饿死街头并不是一个罕见的事情。 在这样环境下，朱大同投身于教育事业，和当时很多伟人磨告一样做好了为唤醒民智而奋斗终身的想法。
在学校教书几年时间里，朱大同可以很好地接近很多书籍的机会，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学说，自此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他心里发芽。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经过四·一二政变 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21岁的朱大同于1928年在王寨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潜伏到了张庄寨小学，以教员的身份秘密组建党小组，为党以后的蓬勃发展做准备。
短短几年，朱大同对待工作严谨细致、面对任务兢李大兢业业，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
1931年，朱大同以萧县县委书记的身份担任暴动大队的大队长，配合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无奈暴动失败、身份暴露 ，朱大同不得不前往云港市隐蔽起来。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力悬殊，共产党在同时面对日军侵华和国民党不断迫害的内忧外患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只能采取地下和游击战的方式。 而国民党到处制造白色恐慌，共产党人的生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1934年，朱大同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公然叛变投敌。
朱大同成为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而他之后的一次次晋升高位，无不是踏着无数共产党人的尸体。
第一件出名的事情就是在1936在枣庄市逮捕郭子化 。郭子化是何许人？郭子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担任过共产党许多重要职务，曾被任命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郭子化在枣庄市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发展党的事业，以开设同乡堂中药铺作为伪装。一个在共产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人，竟然被朱大同突袭逮捕。
因为朱大同的叛变，给共产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瞎扰明潜在的危险。叛徒的身份自此安在了朱大同的身上，与此相反的是朱大同得到了中统的信任，在官场节节攀升。
朱大同为了在军统官场更加运筹帷幄，开始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事情。
1939年，朱大同已经任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在军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而他不满足眼下的地位，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地位，朱大同开始了暗地里培养自己的力量。
他潜回自己的老家萧县，表面上是在替军统办训练班，而暗地里则培养自己的亲信并散布反共的言论。
次年五月，朱大同更是亲自发表了几篇文章，造谣污蔑共产党、侵蚀共产党领导。
当时传的最广的就是 《中国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朱大同为恢复党务活动告全县同志书》、《萧县县长朱大同告全县同胞书》和《萧县县长朱大同告萧常一、二、三营及特务营全体武装同志书》 。
要知道此时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间，朱大同的种种行为，不仅是对合作关系的破坏，而且给了日本人侵略的机会。
大敌当前，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朱大同却在对中国人下手。
1941年蒋介石制造 皖南事变 ，在新四军四师东撤的时候，朱大同想要趁陈哲新四军虚弱之际，将其全部消灭。
朱大同亲自带领了两个营的兵力朝新四军的方位出发，多次对其发起猛攻， 新四军差点全军覆没，因为地形的优势才得以虎口逃生。
朱大同双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所作所为更是令人发指。
终于，他的噩梦也来了。
1941年6月份，朱大同在执行任务期间，被日军逮捕，当所以人都以为朱大同要死在日军的审讯室的时候。 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朱大同与日军合作的消息，朱大同表示愿意协助日军进行反共行为。
此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卖国贼、无信仰、墙头草、汉奸 等无数称谓，朱大同算是一一坐实。
在所有人抛头颅晒热血、无惧死亡的时候，朱大同退缩了，他出卖国家，出卖了人民。他成为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943年，朱大同为了向日本证明自己，任国民党宿县县长兼清乡第二大队长，众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战士和群众死在他的枪下。 不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不会害怕无数冤魂来找他讨血债。
1945年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节节败退，大势已去。
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有些不满蒋介石的人偷偷联合起来，联共反蒋，成立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
朱大同早已习惯了见风使舵，所以不容质疑的加入了这个革命同盟，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共产党接纳这个曾经的叛徒，为了让自己活下去。
1949年，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朱大同提前发动了对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 可命运又再次戏弄了他，他失败了。
18年前朱大同在张庄寨的武装暴动失败仿佛就在昨天，18年后想要证明自己的武装起义被国民党扼杀在摇篮。
朱大同只能开始他的逃亡生活，1949年4月5日，朱大同在无锡下塘被国民党逮捕，并押送到了上海。
这一次，朱大同没有活着从审讯室出来，而是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通敌卖国”的罪判了死刑。
从以上的 历史 中，我们可以认为朱大同是一个习惯见风使舵的两面派，再一次背叛对他而言只不过家常便饭，死刑这一结局，到底是朱大同自知臭名昭著无法辩解，还是国民党再也不愿相信他的巧言令色，我们不得而知。
1949年5月11日，朱大同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押送到闸北宋公园执行死刑。 在现场无数群众围观，毕竟像朱大同这样的汉奸，人人憎恨。
在朱大同死刑现场群起激昂，有人挥手拍掌，有人大叫痛快，人人都唾弃他。 然而朱大同没有歇斯底里的辩解，他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签署死亡判刑书，大笑着走上了刑场。
于是就有了那张大笑赴刑场的照片。
当时人们都以为朱大同的故事就此落幕了，没想到在他死后的几个月上海解放之后， 上海市政府追封朱大同为“烈士”，在1981年又再次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一个沾满共产党鲜血的侩子手；一个卖国求荣的卑鄙小人，凭什么被共产党两次追封。如此戏剧的事情逐渐在人民口中传开，舆论一片哗然。
朱大同的真实身份开始扑朔迷离起来。
朱大同到底和共产党有着怎样的渊源，让我们重新回顾他的一生。
1907年，朱大同出生，家里虽然清贫，但也一直在学堂学习。直到1928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课本上的知识指引着朱大同，中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清政府灭亡、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席卷全国。 那时还在小学教书的朱大同，眼看着中国陷入危机，爱国思想高涨。
可是国将不国、民智未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老师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
教育真的能救国吗？
他对自己一向坚信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他和中国许多的青年一样， 共产党的出现，重新指引了他方向。
只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党才能解救中国，所以他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共产党，立誓要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一个人的信仰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一个人，信仰就是在实践和战斗中不断得到检验，最终才能得到坚定。 朱大同找到了自己心之所向，在这几年里，他表现得很优秀，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青年。
1931年九·一八 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国民党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朱大同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潜伏。
他需要伪装自己潜入到国民党内部，为共产党提供更多的线索。 为什么这个艰巨的任务会落在朱大同的身上，不管是在共产党这几年，朱大同成长得很快，面对这样的潜伏任务， 这个人的内心必须要十分强大，而且要十分了解官场晋升规则，才能为共产党带来有用的价值。
接下这样的任务，要独自一人奋战，要忍受孤独，要面对追杀，可能有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认，可能在 历史 上永远是一个被人唾弃的人，可能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朱大同走上了这条艰辛的路。
我们去想，那个朱大同决定表演投敌戏份的时候，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
或许在黑夜中，他是不是想到入党时一个同志说的话：“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
或许从他做出这个决定，汉奸、叛徒、卖国贼，就是他决定要一个人要背负的东西。
从现实中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当时朱大同是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逮捕了 郭子化 ，随后想尽办法将郭子化救了出来，因为郭子化最后于1975年12月23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而后发表的一些反共言论，也都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获得国民党的信任。 他知道只有自己在国民党的地位越高，才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所以他将自己伪装成可以为了地位不惜一切代价的叛徒。
口说无凭，1999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离退休干部处出版了一本发行一千本的书——《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 。
这本书里，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 许闻天 ，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 史永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邓昊明 等人，都为朱大同的身份提供了证明材料。
书里大部分都是对朱大同生平的介绍，更为大众熟知的就是朱大同被捕后与日军握手言谈的事情，我在这里看到了另一个版本。
朱大同和他的警卫员在1941年因为计划走漏而被包围，被包围的还有几个学生，朱大同为了保护学生，甘愿被俘。
在被日本人软禁的时间里，日本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朱大同从来没有屈服，软硬不吃，直到被他的上级设法救出。 关于日本人发表的报纸，让人不得不怀疑是日本人报复的手段。
而朱大同不解释的原因，就是“卖国贼”的身份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有价值的情报。而至于那些残忍杀害共产党同志，都是些谣言，皆没有任何证据能直接证明。
作为一个卧底，一个地下工作者，朱大同必须时时刻刻都是忍辱负重、保持高度警惕，才能成为一把最锋利又隐形的刀，杀敌于无形。
直到抗日胜利前夕，朱大同终于回归共产党，并未迎接渡江战役而准备，他放下伪装，开始公开策反国军将领，鼓动他们弃暗投明、起义投诚，还积极策划地方武装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
但却不幸被国民党俘虏，据调查，当天被枪杀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方志农 、 张达生 、 王文宗等三人，而这三个人的身份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因为群众不明就里，当时有很多人对朱大同扔烂菜叶、臭鸡蛋等，甚至很多不堪入耳的谩骂传入他的耳中，朱大同没有辩解、没有怨恨，只是露出了豁达的笑，做到了真正的视死如归，因为他知道， 黎明已经来到，大丈夫死得其所 。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笑容是多么有冲击力。
只是非常可惜，朱大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处死，没有亲眼看到革命成功；更遗憾的是，在刑场上，朱大同是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处死的，死前还背着“汉奸”的黑锅，遭到了爱国群众的唾弃。
最先觉醒的人，却最早倒在了黎明之前。
朱大同烈士长眠于徐州云龙山上，关于他的一生，你能看到一段简短的介绍：
朱大同烈士生于1907年7月，安徽萧县人，长期在镇江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为迎接渡江部队成功渡过长江，迎接全国解放，策反沿江部署的国民党官兵起义，不幸被捕，于1949年5月在上海壮烈牺牲。
在此时此刻，我们感叹这些人的伟大，是因为我们知道胜利的结局，而 他们的伟大和悲壮远比我们看到的要沉重得多。
对于朱大同而言，他的一生大部分笼罩在汉奸、叛徒的骂名之下，或许只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历史 功勋都留着后世评说，当时的他不知道他的牺牲和付出，会不会拯救中国，在当时阴霾黑暗的道路上依靠自己的信仰为万民开新路。
敢为天下先，才是真正的英雄。
党也从来没有忘记他，前后两次追封朱大同为烈士，他的事迹终于真正的被大众知道，并且广为流传。
他一路走来，无愧于养育他的父母，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
是的，朱大同同志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朱大同（1907年－1949年），又名公陶，安徽萧县王空轿寨李楼乡朱庄村人，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自幼读书，中学未毕业，即在萧县王寨小学任教员兼训育主任。
1907年生，朱大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叛党转入中统。
1942年被日军逮捕后释放，任还乡团长。
1949年2月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再度与中共产生交集。同年4月5日在无锡被国民党逮捕，5月11日枪决于上海。后被中共追认为烈士。
1999年，在朱大同去世后的50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离退休干部处曾出版了一本仅印了1000册的书《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
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朱大同的事迹，而且提供材料均为当事人：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许闻天，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史永，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邓昊明等均为朱大同提供了证明材料。
原来朱大同是第31集团军副司令，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麾下的特派员，他从未叛变，一直都是地下工作者，为了获取情报，他深入敌后，与狼共舞，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声，甘愿做一名被千夫所指的“汉奸”。
根据资料，朱大同遭遇日军的记载，确有其事，但信瞎是朱大同的警卫员侯兴胜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日军对朱大同进行了威逼利诱，但是朱大同宁死不从，便滑亏空被关了起来，后来被他警卫员营救出来了，回到了王仲廉的指挥部。
朱大同潜伏了这么久，却在全国解放前夕不幸牺牲，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最让人难受的是，在刑场上，面对群众不明情况的指责，朱大同等烈士的心中，恐怕有太多话要说。
却什么也不说不出来，也许，成为一名地下工作的那一天起，朱大同就已经预想到了这种情景，然而当这一幕真实发生时，还是难以让人接受，唯有一笑释然。
以上内容参考 ——朱大同
朱大同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地下工作者，1949年2月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朱大同，又名公陶，民国20年（1931年），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民国25年（1936年），任徐州特务室视察员。民国28年（1939年）1月，任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
朱大同从小就爱好读书学习，但是却没有中学毕业，不过朱大同以博学多才的能力消悄还是担任了王寨小学的迅轮老师亩桥信，并且兼任训育主任。朱大同不仅有文化而且思想进步，他在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六年后，朱大同转入了国民党下属的特务组织。
朱大同人物生平简介
民国17年（1928年），在王寨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至张庄寨小学任教，组建党小组。
民国35年（1946年），2月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任江苏省支盟委员，准备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
民国38年（1949年），4月5日，在无锡下塘被捕，押往上海；5月11日，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枪杀于闸北宋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