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中国史学史讲义 作为方法的中国 探索历史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在中国发现历史读后感
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
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
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
一开始就落入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
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
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谈中袭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含兄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
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
论色彩。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
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
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
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
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
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
国发现历史”。
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前。
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
。不过，“冲击——反应”培御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
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
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
，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
—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
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注：黄宗智的有关著述，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
中译本。
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
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
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
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
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
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
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
胡适以他的思想力量转移了中国的传统，他是从“传统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非留学篇》中，他芹芦清醒地意识到 “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也”和“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埋伍他清醒地意识到“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身处新旧文明交替、过渡的时代，作为留学生胡适具有强烈的“再造文明”的使命意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全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就此点论，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8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而五四这一幕历史戏剧的主要情节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趁西洋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颠覆并且重建了中国文明。1915年，章士钊在最后一期的《甲寅》杂志上将胡适隆重推出。罗志田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一书的引言开篇高度技巧地叙述了胡适重要的历史意义。1917年，胡适在《留学日记·归国记》里引述荷马史诗弯首或：“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并宣称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1919年6月，在中国少年学会的一次演讲中，章太炎讲演结束后，胡适“接着讲”，先宣布章太炎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然后说“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最后用英文复述了“归国记”中曾经引用过的荷马史诗里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胡适在1915年的日记中把留学生和传教士的作用进行过类比：“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罗志田说这是胡适的夫子自道。他在考虑归国的时候，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胡适一再把自己看作是“传教士”。“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做了该宗的开山之祖。”（《胡适的自传》第10章《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哥白尼革命”也是同样的意思。1919年，他在《新思潮的意义》这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论文中把新文化运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自觉地认同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形象。而在留学生和“传教士”这一形象的后面明显地包含了“西方的冲击”。他的名字—适、适之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西方，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古老中国的巨大冲击。因此，这里也关联到当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新的研究模式出现以后，如何评价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模式。我赞同罗志田的看法，“冲击-反应”是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这一范式仍未完成其使命。其实，“冲击-反应”模式与“在中国发现历史”并不矛盾，“冲击-反应”的模式本身就必须关注接受者的条件，正是不同的接受者—美洲、非洲、亚洲，以及美洲、非洲、亚洲内部的不同地区，对欧洲的冲击作出了不同的回应。
胡适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周策纵在《胡适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与与贡献》一文中说：“从五四时代起，白话文不但在文学上成了正宗，在一切写作文件上都成了正宗。这件事在中国思想、学术、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有绝大的重要性，对中国人的思想言行都有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无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钱穆在《文化中之文字》的演讲中反证了周的评价：“近人为慕西化，竞倡白话文，不知白话与文言不同。果一依白话为主，则几千年来之书籍为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寄存者，皆将尽失其正解，书不焚而自焚，其为祸之烈，殆有难言。”鲁迅认为由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倡导和发生，从而改变了“无声的中国”。廖仲恺甚至因此将他和孔孟相提并论。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古典的重新评价和新文化运动是同构的。他在《口述自传》中说：“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的思想革命一样。”有一次在谈论胡适对于新诗的贡献时，臧棣说胡适的很多想法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这种评价本身就具有战略眼光。在今天看来，用白话文写作和“诗体的大解放”应当说都是具有改换天地的意义的，是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的一次战略转移。
美国汉学的真正崛起，引起全世界瞩目的是在1947年。此时，费正清在哈佛全面实施其地区研究规划，开创新汉学，或称“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它以其明显的政策性和现实性明显区别让早顷于传统的“汉学研究”（Sinology)。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一度超过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而随着90年代费正清的逝世，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哈佛时代”结束。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其前辈的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美国汉学研究进入反思期。柯文睁册教授就是这一新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就对以往美国汉学研究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结，并提出“中国中心观”这一新的理论方法。此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强烈的对策性色彩逐渐消退，一轮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新型“地方史”研究浪潮被掀起。而此前早已分化的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的壁垒开始打破。
可以说，从那时起，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学界，柯文就一直自觉地扮演着一个内部批评者反思者的角色，定期地对自己及同行们的中国历史研究进行学术批评与总结。
中国学者对柯文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也是始于柯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中国中心观”这一观点后。今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本书几乎己成为历史学或海外汉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从这本书的坦陆流行程度就可知道，它确实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历史学史家的研究。
柯文的恩师史华兹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称赞柯文。他说“柯文确切地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也始终注意关心一些总的问题，并很注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比较的方法。他的思路清晰，观察问题立意很高。他的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于其著作，并且也将继续见诸于其未来著作。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高效的、有魅力的教师。” 柯文的学术历程验证了史华兹给予他的评价。
《在中国发现历史》（[美] 柯文 (Paul A. Cohen)）电子书网盘免费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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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在中国发现历史
作者：[美] 柯文 (Paul A. Cohen)
译者：林同奇
豆瓣评分：8.2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7-4-1
页数：358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码裂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作者简介：
柯盯仿文，1934年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译者简介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发表中英文论文约40余篇，译著数本，专著代表作为《林同奇文集：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
张隆志迟则闭，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并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社会文化史、比较殖民史、史学史及公共历史。已出版研究专著《族群关系与乡村台湾》，口述历史《坐拥书城》（合著），史料集《恩典之美》（合编），以及中英日韩文学术论文多篇。
肖艳明，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前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董事总经理，哈佛大学香港同学会前会长。
明清时期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 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 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
这一方面从 一开始就落入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 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 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 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 论色彩。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 国社会内部基本没销袜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 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
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 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 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 行了批评，主张扮乎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 国发现历史”。
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 “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前。 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 。
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 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 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 ，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
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 —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 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注：黄宗智的有关著述，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 中译本。
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 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 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 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 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
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 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 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
明清前期中国文化发展趋势
主导多元综合创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 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导多元与综合创新，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主导多元的文化形态，不是一种并行不悖、相互隔绝的静止形态，而是一种开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发展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本身，即可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对此，英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学专家杜维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说明，他说： 最近十年国内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显示，中国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样，是一种辐射性的文化，即从渭河流域、黄河流域，开始一点逐渐地向四方扩展开来。 中国文化在新石器厅斗悉时代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多源头的。
有齐鲁的，有燕晋的，有荆楚的，有西秦的，这些文化慢慢地汇集成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化。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
在古代中国的图腾时期，出现了最有象征意义的形象――龙。这个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头、蛇身、鱼鳞、鹰爪、羊角等多种动物图腾、所 *** 起来的一个整合图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汇集成的一个特殊的形象。
一方面表明它的源头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统一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我们比较强调汉族在中国文化塑造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实质上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 *** 体，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价值，有它特殊的价值趋向。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既是多源头、多侧面的，又是统一的整合体。 杜维明先生还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明中国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
在公元前六世纪，世界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产生的时代，中国文化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 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据社会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学派的思想为主导。
大一统的秦代以法家思想为主；汉初出现了“黄老之术”，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时代，则有老、庄、易各种不同的传统。后来，从印度传入佛教，从蒙古输进 *** 教， *** 带来喇嘛教，17世纪从西方传入了天主教。
这些宗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大。“从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趋向来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种思想互相撞击、融合的过程。”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综合的时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合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
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论学派的思想体系，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尽可能地加以综合。
在综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综合，只有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创新，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综合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任何文化上的创新都不是空穴来风，总是有所继承，有所借鉴，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和发展。因此，综合不仅在内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先进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创造新的科学范式，从而引起理论上的革命和文化事业的创新。 综合不是混合和凑合。
“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取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过程。 ” 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又反对复古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 理论依赖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我们的综合创新，只有紧密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才能获得强大的动力，真正走上创新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主导多元文化不断的双向互动综合创新的过程。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不同文化和各种不同理论学派之间，既有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只有那些适应时代要求和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实践证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那些背离人民的需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学说、观点和成分，自然将逐渐被历史所抛弃。
这正如 *** 所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 比较而存在 ， 相斗争而发展的。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 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
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
_____来源：中国论文中心 [ 06-01-。
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时期发展趋势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 还有特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由贸易争端引起的，当时中国的法律并不禁止销售鸦片，洋人钻了这个空子。
要知道，广泛的人民吸食鸦片不仅是使其体质糟糕，也不仅是花钱那么简单。鸦片的泛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的加速，当时中国的经济是银本位的，而中国并不是一个产银国，白银都是靠对外贸易获得。
在乾隆以前，中国外贸是入超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大量白银进入中国使得一时掩盖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漏洞——当时清庭除了征收税收之外还由各级地方 *** 酌情征收火耗，因此火耗完全随在任的地方行政主官决定收多少。由于官员的法定收入非常低，地方官往往加收很高的火耗，虽然雍正时期实行火耗归公，但也仍然是在征收火耗银，且在乾隆时期并没有真正推行开。
所以当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官员即使把火耗收的比法定税收还高，人民也仍然能够承受——因为有白银的流入。但是一旦白银流出了，税收不减火耗不减，人民就难以承受，经济也就会随之崩溃。
在道光年间，很多省份都难以给中央 *** 征收既定的税额，为了避免朝廷的惩罚，地方的督抚们就会谎报省内灾情来获得朝廷的减免税的恩典——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这一手的行家。 因此，可以说，即使没有鸦片，而是别的什么产品大量流入中国使得白银外流，中国经济一样会崩溃。
鸦片之可恶，在于毒的精神和肉体，瓦解人的意志。但经济崩溃的病根，却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桎梏和长期以来清 *** 大小官员们对经济知识的无知。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与其称为鸦片战争，真的不如说是由中国经济制度的限制导致的在外贸中赢的起输不起赚的起亏不起而引起争端的战争。更何况，老大帝国的军队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第2次鸦片战争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进行的，起因是马神甫事件，很普通的一次教案，本来按照一般的国际交往的准则和相关法律，通过协商就可以解决。当时英法排除了30多人的使团来北京交涉，带头的就是巴夏里。
结果清 *** 不准人家的使团从通州进北京非让人家绕路，进了北京也不跟人家好好谈判，谈着谈着把人家30多个人的使团全扣押了。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激怒英法的导火索而引起战争。
直到战争结束，号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中国 *** 把30多个使团成员折磨死了一多半，剩下的也一个个瘦骨嶙峋半死不活。至于火烧圆明园，要知道，领路的是中国人，而且还是旗人。
当时英法联军宣传的是针对清 *** 的战争而不是针对中国普通人民，所以联军并没有在北京城做恶——至少比满清8旗进北京时做的恶少的多，而是想烧掉紫禁城，咸丰皇帝当然不答应让联军烧了老巢，就默许联军洗劫了圆明园，所以带路的是个中国官员。 与其说两次鸦片战争留给后人的经验是“落后就要挨打”，不如说更重要的经验是“远离国际社会，封闭本国的做法才会导致挨打”。
关于双方军事方面的情况。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联军海军主要装备的还是风帆战列舰，有一部分用轮机的。
主力舰一般配备120门左右的前膛重加农炮。技术水平比特拉法家海战强不了多少。
最大的船排水量也就是1200吨吧。中国那时候海防几乎形同虚设，船小 炮少 训练非常糟糕，士气也非常低落。
沿岸的炮台也多使用老式的火炮，火炮的技术比联军落后不少于100年。清朝是不许民间制作火器的， *** 也很少制造火器装备部队，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做战争准备需要造火炮时往往翻出200多年前明朝人写的造炮的方法。
陆军的情况更是糟糕，清军士兵是走训制，当兵的上午训练，中午让老婆给送饭来，下午再训练，晚上回家睡觉。能保证这样训练的还算好的，很多部队的军官都是军饷空额，一支部队报告上级是1万人，实际上士兵能到5千就不错。
再有什么倒卖军事物资的就更麻烦了。尤其麻烦的，是军队多分散在各地驻扎，很难集中，集中起来又无法确定指挥顺序。
朝廷派到前线的指挥官一个个牛皮吹的震天响，见了洋枪就哆嗦。那些平日里口口声声喊着自己爱国的大小官员，一打仗往往是第一个逃跑的。
国人的愚昧也不一般，当时有个巡抚，我忘记名字了，口口声声给道光皇帝上书说洋人违反了兵家大忌有10必败，皇帝看了大喜。等洋人真打到他的地面上的时候他除了以死殉国再没别的本事。
总之，从兵力规模上看，联军显然不如清军。但从训练 士气 装备 指挥这些方面看，联军以1当100是没问题的。
PS：所谓三元里抗英的那件事，怎么说也算不上一次“战役”。只不过是几百个农民趁着下雨天洋人火药给淋湿了不能开枪围了那么几个英国兵最后杀了几十个。
要是老农民用粪叉锄头就能击败英国兵，那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好闹什么洋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