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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察弊，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注释
人世裂没差难逢开口笑：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语出《庄子·盗跖》，“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伤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
盗跖(zhi2)庄蹻(jue2)：盗跖是春秋战国间的大盗；庄蹻是战国楚人，《荀子·议兵》，“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
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
黄钺(yue4)：象征帝王权力的用黄金装饰的斧子。《书·牧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译文
与猿拱手作别进化到了原始社会人类犹如呱呱坠地，再经过磨石为的石器时代人类进入了少儿时期。炉中火焰翻滚，那是青铜时代，也经过了几千个春夏秋冬。纵观历史，也如人这一生多半忧愁少开怀。尽是征战杀伐弓箭疆场。这大好河山哪一处没有战争没有流血。
一部历史读罢，我已满头白发，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暮年。回顾起来不过是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什么王侯将相功名利禄，有多少人为其白首执迷。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难道是真风流？我看不尽然。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敢于揭竿而起挑战统治者的权威的人，那才是真豪杰。
赏析【一】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写这首词时，正在读司马迁的《史记》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篇》。毛泽东是以史入诗，又以诗论史的。通篇体现历史的唯物主义史观，形象地表现关于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进程。在如何看待中国先秦古史上，毛泽东作出诗的回答。
“人猿相揖别”，诗从劳动创造了人写起，然后伸展到石器时代，论其生产力是“小儿时节”。虽然经历了二三百万年，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几千寒热”。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矛盾上升，人们再也难以笑脸相迎，有的是刀光剑影，“流遍了，郊原血”！词的上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边叙边议。“一篇读罢头飞雪”，下片起句不凡，既有寓意又有气势，承上启下很自然。作者在下片写了一连串上古人物：“五帝三王”、“盗跖”、“庄屩”、“陈王”等，并一一评说，作者用意是宣扬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歌未竟，东方白”，仿佛奇峰凸起，是全诗点睛之笔：天亮了，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读史、论史这类诗，是很容易写得干巴巴或高深莫测的，然而，毛泽东写来深入浅出。作者选取的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就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作者还注重把叙史、论史与抒情融为一体。或换言之，是以浓情的笔触写史。“诗言志”，诗的本质是抒情的，诗最终是以情动人的，《读史》的成功秘诀在此。
首句“人猿相揖别”是“平平平平平”句式，有别于《钦定词谱》、《词律》等“[仄]仄平平仄”的定格句式。
诗中“不过几千寒热”，按词谱应是七字句(作上四下三或上三下四)；对词谱的个别句子可以添“衬字”，却不可减字。据此，赵朴初先生认为此句脱落一字，建议改为“不过(是)几千寒热”。我们不必认为此句脱字是“创新”，进而求证脱字的微言大义！此词未经毛泽东审定，由后人发表，笔误应改，这才符合毛泽东以严肃态度发表诗词的初衷。
赏析【二】
《贺新郎·读史》这首词，正如题目所标明的，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当然，毛主席不是为读史而读史，而是为了“古为今用”，为了教育今人。这首词的中心思想，它的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阶级斗争观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肆皮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首词就是这番话生动、形象的写照。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有流血的武装斗争，也有不流血的思想斗争。回顾1964年国际国内斗争的尖锐形势，《读史》一词的写作时代背景是很清楚的，不是无所为而发。这些斗争虽已成为陈迹，但在作者看来，阶级斗争并未停息。重新温习阶级斗争的历史，便是这首词的创作初衷。
毛主席诗词一个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概括性强。这一特点，在《读史》上表现尤为突出。仅用一百一十五个字，便囊括了、咏叹了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人类诞生到归宿，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跨度长达几百万年。真是“大笔如椽”、“笔能扛鼎”。
先从词的上阕说起。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三句是写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最初出现的原始社会。世界上原没有什么人类，是劳动创造了人的双手，从而也就创造了人类本身，由类人猿进化为类猿人、猿人、原始人。“人猿相揖别”，便是从猿到人的一种形象化说法。揖别就是拜别，表示珍重。虽不必实有其事，但写得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不能用其他什么“别”来替代。这首句五个字，飘然而来，用以写人类的从无到有，风调尤觉十分相称，应是诗人的得意之笔。“几个石头磨过”，喻指石器时代。“石器”原是考古学名词，毛主席把它还原为自然形态的“石头”，这就冲破了这一专门名词对创作所带来的局限，大大地开拓了词句的容量。因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也不管是打制石器还是磨光石器，总而言之，都是“石头”。这样，就把长约二三百万年的整个石器时代纳入六字之中了。“小儿时节”，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指人类的童年时期。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致陈毅》)我以为这三句便是最好的范例。它全是用的形象化的“比兴”，而不用直说的“赋”。因而能以小摄大，举重若轻；以俗为雅，亦庄亦谐；如话家常，别饶风趣，给读者以巨大的美的享受。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这是写人类历史开始由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这是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残酷的阶级斗争也就从此开始。“铜铁”两个字，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铜指铜器时代的奴隶社会，铁指铁器时代的封建社会。冶炼术是个了不起的发明，“铜铁炉中翻火焰”正是写的这一壮丽场景，使我们不禁联想起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诗句。“为问”犹请问，诗词中常用。“猜得”犹猜中，谓作出结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迄无定论。关于后者，尤诸说纷纭，竟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和魏晋等六种之多，所以说“为问何时猜得”。这是朋友间相互讨论时的一种风趣说法。它表示的，不是轻易而是亲切。据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原是一个西周封建论者，如果有同志一定要问为什么说“猜”？他老人家满可以回答说，我自己不就是这“猜”的行列里的一员嘛！“不过几千寒热”，是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一时作不出结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横竖不过几千年罢了。按《词律》，这里应为上三下四的七字句，所以赵朴初同志说可能是在“不过”二字下脱落了一个“是”字，“是无心的笔误”(见1978年10月号《诗刊》)。我不以为然。首先，毛主席的真迹俱在，这句写得清清楚楚，无任何涂改迹象。下句的“开口笑”的“口”字脱漏了，但当即作了郑重的添补，未必上一句有脱文就不会觉察。这和毛主席一贯提倡鲁迅先生说的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第二，《贺新郎》一调原有一百一十四字、一百一十五字和一百一十六字三体。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便是一百一十六字体。这一首虽少一个字，仍自成一体，在词谱上是允许的，不必添字。第三，从艺术角度看，“不过几千寒热”，语健而气足，作“不过是”便显得不那么紧凑。因此，我以为这不是“无心的笔误”，而是有意的精简。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历史是无情的。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第一句是用杜牧的诗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但改“尘世”为“人世”，便包括了整个社会。杜牧所抒发的不过是个人的失意寡欢，而毛主席感叹的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悲剧。由于不断的阶级斗争以及各个民族之间的斗争，诸如“血流漂杵”、“积尸成山”、“盈城”、“盈野”这类记载，历史上多得很，真令人不忍卒读，更何来“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是对当时战争的一种典型性的写法。弓箭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武器。“弯”就是拉或挽。弓未拉开时像弦月或者说新月，拉足时又像满月，所以前人多将弓和月合写。李白诗“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塞下曲六首》之五)，又辛弃疾词“小桥横截，缺月初弓”(《沁园春》(迭嶂西驰)，便是写的未拉开的弓；至于苏轼词“会挽雕弓如满月”，则已明言是指拉满了的弓。“弯弓月”，也就是说把弓拉得像满月，因为这样射出去的箭才更有杀伤力。押韵，是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的首要环节。尤其是律诗和词，还有硬性规定，丝毫不能通融，所以唐宋以来有所谓“险韵”或“剧韵”之说。这种险韵往往是逼出来的，碰到必须押韵的地方，苦思冥想地冒险(其中往往即有创新)。押得好时，便能化险为奇，收到如韩愈所说的“险语破鬼胆”的艺术效果，而作者自己也将有一种如李清照说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壶中天慢·春情》)的快感(当然，押得不稳，那便成了所谓“凑韵”)。毛主席这里的“弯弓月”便是险韵。非大本领、大手笔，不能也不敢在“弯弓”之后押上一个“月”字。“弯弓月”三字很吃紧，表现了阶级斗争的主题，是下文“流遍了，郊原血”的张本。“流遍了，郊原血”这六个字，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高度概括。“郊原”二字不是随便用的，因为那正是生产粮食以养活人类的肥沃田野。所以，杜甫也曾痛心地写过“有田不种今流血”这样的诗句。
词的下阕，紧接上文。作者进一步指明读史的方法，要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要让古人牵着鼻子走。上阕基本上是敷陈其事，不置可否，而下阕则是大发议论，爱憎分明；上阕基本上是不动声色，而下阕则是情绪激昂，大声镗鎝，上下之间的表情是很不相同的。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这一句，在结构上占有重要位置。在词的创作上有所谓“过片”。“片”即“阕”，“过片”就是由上片过渡到下片，也就是下阕打头的第一句。词论家认为这一句要写得如“藕断丝连”，又如“奇峰突起”，使读者至此精神为之一振。我们现在很少填词，但这种不失为经验之谈的言论对欣赏仍不无帮助。这里的“一篇读罢头飞雪”，就是一个兼二者而有之的绝妙“过片”。读到这一句，不禁使我们猛吃一惊：什么原因，一篇读罢竟然使得诗人如此悲愤，不仅头白如雪，而且这如雪的白发还仿佛要飞了起来上冲霄汉？大家全熟悉，毛主席是曾以“江山如此多娇”这样壮丽的词句歌颂了我们祖国大地的。然而恰恰就是在这样美好的祖国大地上“流遍了，郊原血”。从“铜铁炉中翻火焰”以后几千年来，不管是奴隶、农奴还是农民又都处于一种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试想，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热爱祖国的伟大诗人，读着这样一部人民血泪史，能不“忠愤气填膺”吗？把“头飞雪”仅仅归之于我国史籍的浩繁，读上一遍，白了人头，是不够的，不够阐明“飞”字所蕴涵的作者的精神面貌。“斑斑点点”是指的个体文字，但似具有双重性，是文字，也是血泪。读到这两句，使我们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所说的那几句话：“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这几句是揭露、批判反动统治阶级唯心史观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历代帝王却把一切创造发明都归功于还处在石器时代的传说人物“三皇五帝”，并说得神乎其神；而历代御用文人又加以吹捧，读史者复无史识，不知是诈，结果是“骗了无涯过客”。“过客”就是指人，人们来到世上，各自走上一趟便回老家，正有似过客。“无涯”一词，出自《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可兼指时、空两方面说。“无涯过客”即无穷的过客，极叹受骗者之多。按照自然法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过客，但我们不能机械地把“无涯过客”理解为所有的人们，因为也有少数不受骗的。如下面就要提到的盗跖，就曾指着“言必称尧舜”的孔子的鼻子反问：“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庄子·盗跖篇》)陈胜也根本不相信帝王“应天受命”那一套，公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如果联系陈胜以后出现的历史上无数次大小农民起义和众多的起义英雄，问题就更清楚了。我们所能肯定的是，这里的“无涯过客”是个贬义词，所指范围似甚广，包括自以为能读史而其实并未读懂的所谓“知识里手”在内。关于“五帝三皇”本身，我们不去多纠缠，但想借以说明一个问题。据历史传说，三皇在五帝前，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也是说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为什么这里却倒过来说“五帝三皇”？这是一个前面已提及的“律诗要讲平仄”的问题。这句七个字，前四个字必须是“仄仄平平”，用“五帝三皇”正合适，用“三皇五帝”就犯了律，绝对不允许。如七律《送瘟神》“六亿神州尽舜尧”，也是为适应平仄和押韵的需要而将尧舜倒转为“舜尧”的。这类情况可以说是律诗所享有的一种特权，是千百年来大家认可的。“有多少风流人物？”这个问话句，在全词中是一转折点。由批判转入歌颂，诗人的心情也由激愤转入愉悦，由“头飞雪”转为“开口笑”。这一句束上起下，一般都将它属下，和上下两句结合在一起，但我觉得还是属上较好。
“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这两句就是对奴隶起义、农民起义领袖的大力歌颂，读者至此亦不觉为之眉飞色舞。盗跖是春秋时鲁人，《庄子·盗跖》篇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荀子·不苟》篇还说盗跖“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但这些都不能天真地看作是当时学者们在为盗跖说好话，荀子就是把盗跖作为“名不贵苟传”的反面人证的。庄蹻是战国时楚人，楚威王时率众起义。楚分而为四后，他率众至滇池(在今云南)，并王其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后人遂将他们连在一起作为“穷凶极恶”的标本。如晋葛洪《抱朴子·塞难》：“盗跖穷凶而白首，庄蹻极恶而黄发。”这简直是恶毒的诅咒。但也从反面证明他们的大得人心，所以能“横行天下”、“名声若日月”，并得寿考善终。“流誉”犹流芳。继盗跖、庄蹻之后起义的是秦末的陈胜(即陈涉)，规模更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起义，被推翻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秦王朝，所以毛主席豪情满怀地写下了“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的词句。陈王即陈胜，起义后得到豪杰们的拥护，都说他“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见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有同志说陈胜“自立为王”，不确；还说毛主席之称为“陈王”，意在暗示农民革命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亦似欠确，未免求之过深。司马迁在《世家》里称陈胜为“陈王”而不名者不下一二十处，毛主席在这里利用了这一古已有之的称号，并未如有人所说的暗含什么讥意。“黄钺”，是以黄金为饰的斧钺。作为封建权力的象征，原为帝王所专用，如《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以黄钺斩纣头”。这里说“陈王挥黄钺”，是一种有意识的“反其道而行之”的说法，也就是歌颂。“陈王”非他，即一“辍耕而叹”之贫雇农陈胜是也。
“歌未竟，东方白。”这是一个语带双关、意在言外的结尾，真是“看似寻常最奇崛”。它具有写实与象征的双重性，从写实角度看，是说我这首《读史》的词还未写完，但东方已发白。毛主席日理万机，为国操劳，经常通宵达旦，这个结尾便是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一个活生生的纪录镜头。写这首词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从象征的角度看，则是说，对“陈王”以后那许多同样可歌可泣的起义英雄我还没来得及一一歌颂，而中国革命已告胜利了。这样一来，就把两千多年前的农民起义和今天的中国革命很自然地焊接在一起。不仅结束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过去，而且把我们引向遥远的光明未来。有同志把“东方白”还原为象征“陈王”的起义，并说正是由于这一起义，东方的中国出现了亚洲的黎明，推翻了秦帝国，出现了两汉创造的灿烂的封建文化，这说法很值得商榷。它不像个结尾，也根本结不住这样一篇《读史》，有似悬疣。非常明显，这里“东方白”的“白”，和《浣溪沙》“一唱雄鸡天下白”的“白”，都是象征中国革命的胜利的，不能作别的理解。其区别只在，后者属于“索物以喻情”的“比”，因写作的当时是在丰泽园的灯下；而前者则兼属于“触物以起情”的“兴”，因为写成时正当东方发白，是所谓“兴而比也”。清人沈德潜评李白的七言绝句说：“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令人神远。”这对我们领会这首词的结尾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有启发。
赏析【三】
我们都知道诗人一生酷爱读书，尤其是中国历史书，古典文学、哲学等，无不一一广博涉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又是他百读不厌的着作。他不仅自己爱读书，也爱与别人谈书，叫其他高级干部也要多读书。
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曾对斯诺回忆说：“我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执行，持之以恒。我这样度过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和古希腊的故事。”(引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第120页)
毛主席有关读书的佳话及故事很多，有关他到底在读什么书已成为当时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极欲了解并仿效的头等大事情。我就曾在70年代末期，在广州一名高级干部家里目睹过这样的情形。他书房里的藏书几乎全是历史书，所读之书都是毛主席喜欢的书。而他的儿子，也是我的朋友，却偏爱读西洋文学。
上阕起笔就是“人猿相揖别”，说出人类刚诞生时那惊心动魄的一刻。但表面写来却是那么轻松，好像只是人与猿作了一个揖就从此分道扬镳了一般。这个“揖别”用得极为形象，而富有谐趣，但“人猿”却显得很巨大，富有深沉遥远的历史感，两个词汇一搭配，诗意立刻就产生了，读者的心也一下被震荡起来了。
接着是漫长的人类的“蒙昧时代”，几百万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人类发展最早的阶段——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诗人眼中不过是磨过的几个石头，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时代。一个“磨”字让人顿生漫长而遥远之感，而“小儿时节”让人感到诗人对人类的把握是那么大气又那么亲切，这一句有居高临下之概，也有往事如烟之叹。
第四、五、六句，诗人仅用了三句就交待了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铜铁炉中翻火焰”一句写得既形象又浓缩，仅此一句就把火焰中青铜之光的象征意义写出来了，人类随着铜与铁步入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若要问这一具体时间，却不易猜得确切，不过也就是几千年的春夏秋冬而已嘛。时光在飞逝，时光在诗人的眼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并不足道，仿佛眨一下眼就过去了。
“人世难逢开口笑”一句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一句：“尘世难逢开口笑”。但诗人在这里化出了新意(此句本意是指人生欢喜少悲伤多，也就是哭多笑少，恨多爱少)，在此句中注入了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含意，正如诗人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人生当然难逢开口笑了。而且还不仅仅是“难逢开口笑”；还要在人生的战场上一决生死，剑拔弩张，这是指具体的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是指革命是暴动，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结局呢？那自然会有牺牲，会有鲜血。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残杀，诗人在此喟叹出二句：“流遍了，郊原血。”鲜血只能不断唤起革命者的斗争，革命者面对鲜血岂能笑得出声来。
下阕第一句非常富有诗意，用一句“一篇读罢头飞雪”就艺术性地浓缩了诗人自己一生读历史书的情形。诗人从少年到老年一直潜心读史，不知不觉一下就满头青丝变白雪了。这句诗也透露了诗人对人生、对历史的感慨，真是人生易老，一刹那青春即逝，转眼就是暮年。
那么对于中国浩瀚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能让人记得些什么呢？诗人仍从一贯的大象着眼，举重若轻，一笔带过。诗人道：只记得些斑斑点点，那也不过是几行陈年旧事而已，什么“五帝三皇”的神圣伟业，那不过是些的东西，却还骗过了多少人世间匆匆的过客。其中到底有几个真风流人物呢？诗人虽用的问句，但意思却是所谓正统史书上所赞誉的风流人物都是伪风流人物。
在诗人的眼中，真正的风流人物是那些被所谓历史斥骂的人物，如盗跖、庄蹻、陈胜，这些农民起义的领袖，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揭竿而起，反抗剥削阶级，是赫赫有名的造反英雄。
最后二句，诗人沉浸在吟咏历史的情景中，歌声意犹未竟。当诗人终于拨开历史的迷雾，剔除了伪英雄，找到了真英雄时，不觉已是东方曙色初露了。这“东方白”一句，有二层意思，一是指诗人吟咏此诗直到天亮，犹如李贺《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诗中一句：“吟诗一夜东方白”。二是喻指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历史谱写了新篇章，犹如旭日东升，势必光华万丈。
其他优秀文章：
有的，但正史郑袖没有“郑国公主，子兰之母”的身份。
郑袖，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姿色艳美、性格聪慧，但善妒狡黠、阴险恶毒、极有心计。郑袖干涉朝政，收受贿赂，勾结靳尚，陷害屈原，致使屈原被放逐；放走张仪，让楚国终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庄蹻是楚庄王的后代，战国时期楚国将领。楚物中国国君楚顷襄王（《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皆误作楚威王）在位时期，派遣将军庄蹻率领军队顺着长江而上，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
庄蹻一直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滇池方圆三百里，旁边的平地肥沃富饶，方圆有几千里，庄蹻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那里，并且使归属楚国。
扩展资料：
庄蹻[qiāo]是战国时期楚国将军，楚庄王之苗裔。楚顷襄王在位时率领楚军夺取巴郡和黔中郡以西的地区，占领滇地。后来秦国攻打楚国，庄蹻无法返回，遂在滇地称王，建立滇国，定都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是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
据《战国策·楚策三·张仪之楚贫》言张仪之楚时：“南后、郑袖贵于楚”。可知，南后与郑袖是两个人，南后是楚怀王熊槐的王后，郑袖则是楚怀王的宠妃，她们都戚蚂毕很受楚怀王的宠爱。
但许多影视作品都将二人合二为一，以致造成诸多混淆。另外，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楚怀王次子子兰被设定高芹为郑袖之子，史书上没有记载郑袖是否有儿女，子兰的生母也没有明确记载。
参考资料来源：-庄蹻
参考资料来源：-郑袖 （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
1、嘉峪关、敦煌、新疆
大月氏、匈奴
前139年、匈奴的右部诸王、前121年、丝绸
前60年、西域都护、新疆
2、玉门关、甘肃、敦煌、西域
汉武帝
也不知道都对没，现在初三了，刚开始复习，估计是对的吧。
现有些资料，自己看看
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培陆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即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饥滚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在此期间，张骞曾越过妫水南下，抵达大夏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动身返国。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烂中余。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二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我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我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我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探索新路 开发西南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获得的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对匈奴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时，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自远古以来，我国西南部，包括现在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乔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抗击匈奴 从军封侯
在张骞通使西域返回长安后，汉朝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探险西南的前一年，张骞曾直接参加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出击漠北。当时，汉朝军队行进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中，给养相当困难。张骞发挥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作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由于他“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事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见，才广识远的恰当肯定。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又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李广率四千骑作先头部队，张骞将万骑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陷入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重围。李广率领部下苦战一昼夜，张骞兼程赶到，匈奴始解围而去。此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李广所率士兵大部分牺牲，张骞的部队亦因过分疲劳，未能追击。朝廷论罪，李广功过两抵，张骞却以“后期”罪贬为庶人。从此，张骞离开了军队生活。但张骞所开始的事业并未结束。不久，他又第二次踏上了通使西域的征途。
历史上是有郑袖这个人的，但庄乔是否真的存在尚未可知。
郑袖（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宠妃携键。郑袖姿色艳美、性格聪慧，但善妒狡黠、阴险恶毒、极有心计。郑袖干涉朝政，收受贿赂，勾结靳尚，陷害屈原，致使屈原被放逐；放走张仪，让楚国终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
注：正史并无明确记载郑袖的具体身份，也无其亲缘记载，“郑国公主”、“楚公辩世巧子兰之母”等人物身份系杜撰。
庄乔是出自电视剧《思美人》中的人物，由彭博扮演。人物经历：街头一逃犯引起骚乱，郑妃的车驾被惊扰，即将处于危险境地的郑妃却被身手不凡的逃犯救下。该逃犯即为庄乔。
扩展资料
在一些关于楚怀王的逸闻趣事中，有一条就是楚怀王的异味。说的是楚怀王身上有一些常人都不能接受的味道，不仅是大臣，就算是自己后宫里面的女人都有点忍受不了楚怀王的这个特点，所以楚怀王也比较敏感，一旦遇到有这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轻则刑罚，重则。
所以楚宫里面的人都有点人人自危，不太敢触动楚怀王的这个点。但是有一个人，就比较懂得利用这一点，这个人就是郑袖，郑袖没有嫌弃楚怀王的异味，反而因为这一点，楚怀王对郑袖是越来越喜欢，以至于很多时候都会在郑袖的寝宫里面度过，自然而然的，郑袖也就摸透了楚怀王的秉性，对返敬楚怀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当然，对于楚国朝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参考资料来源：——郑袖
庄蹻(生卒时间不详)约生活在公元前243年至公元前262年间，史载系“楚庄王之苗裔源乱”，楚国将军。战国时期，中原七国争雄，后来，秦国逐渐强大，在与秦腔裂槐国的争夺中，楚国日渐处于下风。为巩固西南后方，楚顷襄王时，欲向西南地区拓展，遂使将军庄蹻率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从楚国国都郢出发，选择“济湘沅以南征”的路线，伍友由今湘西进入贵州地区且兰、夜郎，再沿今滇黔路进入滇池地区。其时，当地的“靡莫之属”已在滇池周围开垦了大片肥沃的田地，并建立了“滇国”。庄蹻及其部属用武力降服了滇国，使其归附楚国。滇国臣服后，庄蹻欲率兵回楚国，适逢秦国占领了巫、黔中之地，归路被阻。庄蹻遂回到滇池地区，成为滇王，即史书记载的“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庄蹻作为有史料记载的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置郡县创造了条件。
关于“庄蹻王滇”，史学界尚有争论，关于庄蹻生活年代(一说在楚威王时，一说在顷襄王时)、入滇的路线、身分(一说为将军，～说为盗贼，一说为农民起义领袖)等，尚有不同说法。但“庄蹻王滇”之说在云南历史上影响较大。许多史籍将云南人定为“庄蹻苗裔”，历史上云南人亦常自称“庄蹻之裔”，故将其作特例入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