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歪曲历史，歪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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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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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书歪曲历史

真实原因，从时间上看非常直观！就是因为彭德怀发动了百团大战！至于百团大战错在哪里？那就该先了解下第二次合作，蒋和共是怎么商闷纯量的，从1937到1940年末！共方一直隐藏实力，背后私自阔军，而到了百团大战才让蒋发觉！而发动百团大战的彭德怀也受到了处分！那么问喊档题来了，100个团的部队，隐藏实力，怎么去隐藏？侧面的证实了消极抗日。那么问题又来了，偷偷发育，郑罩乱不能让蒋发现，那发展部队的目的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蒋发动了皖南事变！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皖南事变蒋对共的要求，退支黄河以北(黄河以北日军多才能游击战！也就是东北，河北山东。如果你呆蒋的地盘和谁游击)第二点更直接！要求裁军，名义上很过分，但是这要求是第二次合作就已经商议某方同意的结果

歪曲历史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让嫌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亏仿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销滑纤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主席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

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

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

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

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

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

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

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

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

（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历史吧

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项志逖闭氏、笔名蒲韧、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国著名哲学家、近代史专家，祖籍安徽歙县，籍贯是浙江钱塘，出生于江苏苏州。

早年就读于苏州中学，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37年后，历任武汉《全民周刊》等刊物编辑，《鄂北日报》社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在香港任《大众生活》编辑。

1942年后，在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新华日报》社编委。

1946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工委文委委员，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

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1955年至1966年，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

1975年后，先在国务院研究室及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工作，后任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旁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00年11月5日8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童稚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理性与自由》、《历史和现实》、《枣下论丛》、《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轿启散建设社会主义?》等、出版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

大明风华歪曲历史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燃念桥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项英与皖南事变

1941 年l 月15 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熹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皮猛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已六十多年，经历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均未讨论议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姜椿芳、刘尊棋、李琦、廖盖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 ’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 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 年12 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42 万字的《项英传》高运，1995 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 年5 月13 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 ’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可是，2003 年8 月在央视一台播出拟新四军》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广大观众。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写此文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仅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前两个月内，项英就接到过各种不同的指示。1940 年11 月9 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 月10 日，毛主席致电叶、项，要叶挺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以要求国民党两个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H 月21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同日，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 … 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 … 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两个月。”H 月24 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 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11 月30 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 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日，毛、朱致电叶、项：“你们29 日的布置很对。· · … 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 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2 月3 日，毛主席打电报问项英：’ ’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2 月6 日，中央又确定项英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 年1 月巧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12 月14 日，中央给叶、项指示：’ ’ （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晌弹。”12 月18 日中央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x ’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12 月25 日，毛主席发的通报还认为：’ ’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 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由于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区之内，叶挺曾多次去见顾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项英急电中央：’ ’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读，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 … 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 … 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于12 月26 日复电项英等，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 月29 日项英又接指示：“ （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 年1 月4 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 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 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虽然《新四军》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 月14 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项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战员尊敬和爱戴。1930 年12 月底，项英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决定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16 日，在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和勇气，纠正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肃AB 团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尽管遭到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反对，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被撤销，但历史证明项英纠正打AB 团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正确的，是长期被埋没的一大历史功绩。1934 年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央领导人都随主力部队走了，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作为留在苏区的第一把手，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12 月13 日，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项英正直无私，原则性很强。1939 年5 月，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萍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并讲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项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